稷下学宫的缘起

战国中叶，齐国创设的稷下学宫，为当时惟一的新型官办高等学府。它的涎生，使当时中国文化教育的中心转至齐国。稷下遂成为各种学派荟萃的园地，百家争鸣的场所，开创了先秦文化教育的新局面。

稷下学宫初建于田齐桓公当政时（前～前），与古希腊柏拉图创设雅典学院的年代大致相当。因学宫设于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市淄川区）的稷门（城西门）处，而称作“稷下之学”或“稷下学宫”。经齐威王、宣王二世，稷下学宫达到了鼎盛。到田齐王建当政时（前～前），齐田局势岌岌可危，稷下学宫也江河日下。至公元前年，齐为秦所灭，这所高等学府便随之消失。它前后历经桓公、威王、宣王、渭王、襄王、王建六代，凡年左右。

稷下学宫是由齐国养士逐渐演化、升华而成的产物。春秋战国时期，在列国争相养士的热潮中，齐国养士最早最多，齐桓公时便因养游士而称霸。除公室养士之外，私门养士之风也十分盛行。齐国孟尝君田文养“食客数千人”，以此培植个人势力，与公室争斗。列国公室私门竞相养士，大大有助于人才的吸收和培养，而且为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人员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闲暇。这也成为稷下学宫产生的历史条件。操办学宫的历届田齐王都继承了先王的遗旨，给稷下先生以很高的政治地位和优厚的生活待遇，并且一如既往。齐国像当年养士那样，根据学者的水平和名望，将其分作若干等级。甚至稷下先生的学生的待遇也由老师的地位而定，徒随师贵。当年孟子要离齐它去时，宣王曾以“养弟子以万钟”作为挽留的条件。给先生万钟，用作养其弟子之资，可见稷下学宫既养师亦养其徒，兼养士与育士于一身，这是稷下学宫脱胎于养士之风的显证。

稷下学宫的构成及其特征

稷下学宫不同于西周时官府之学，也不同于秦汉以降的太学、国子监等官学，它集收徒讲学、研究学术、参议国政于一身，是一个特殊的教育机构，也是中国古代官学的一个重要设置，具有鲜明的特色：

有教无类，择优聘师。稷下学宫在招收学生方面，借鉴了当时私学中“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取缔了以往奴隶主贵族享有的教育特权，所招学生不问门第出身，用度由国家供给，学生最多时达“数百千人”。在选择教师方面，不分贵践，择优聘用，统称“稷下先生”。如出身家奴、身为赘婿的淳于髡就被推为稷下先生。凡来稷下的学者大师，齐王都要亲自召见，通过问对，察其学术水平，并据社会声望的高低，带徒多少，授予不同的头衔。最高的列为“上卿”或“客卿”，次等的列为“上大夫”和“大夫”，也有的被尊称“博士”。稷下先生受到充分的尊崇，致使天下著名学者纷至沓来，络绎不绝。孟子曾两次游学于稷下学宫，荀子也频繁出入此地。孟、荀均被列为客卿，号称“稷下之冠”的淳于髡拜为上卿。此外，被列为上大夫和大夫的比比皆是，齐宣王时“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当时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凡列为大夫者，皆“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这种尊师重教的措施，招揽了各国名士携其弟子前来讲学，致使稷下学宫人才济济，成为一所“跨国”性的高等学府。

稷下学宫采用了民主管理体制，学宫中主持教学、掌管重大学术活动的为“祭酒”，均为学问渊博、德高望重的学界泰斗。如荀子“三为祭酒”，并有“最为老师”的美称，即年龄最大，学术水平最高。“祭酒”的称谓便由此而流传后世，成为秦汉以后全国最高学府——太学或国子监的负责人。

兼官学与私学于一身，容育士与养士于一体。稷下学宫是由田齐创办的官学，但其基本细胞却又是私学。前往讲学的学者，大都办有私学，带其弟子同入稷下。淳于髡“弟子三千”；孟子“从者数百人”；田骈有徒百人；宋研、尹文“率其群徒，辩其谈说”。这些大师的从游弟子多者数千百人，少者也有几十或数人。弟子来稷下学宫仍从其师受教，这样便形成了官学中有私学的局面，私学成为官学中的个体。稷下学宫成为官方主持之下，私学云集的一种官资私办的联合体。实际上稷下学宫是由春秋私学向汉代官学过渡的一种中间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