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元年(元至正十二年，)设市舶提举司于直隶太仓州黄渡镇(今江苏太仓附近)，洪武三年()以太仓逼近京城改设在广东的广州、福建的泉州(后移至福州)、浙江的宁波各一司。在广东的是专为占城(越南)、暹罗(泰国)、满剌加(马来西亚)、真腊(柬埔寨)诸国朝贡而设，在浙江的是专为日本朝贡而设，在福建的是专为琉球朝贡而设。七年，上述三司曾经一度废止。永乐元年()又在广州设怀远驿，在泉州设来远驿，在宁波设安远驿，由市舶司掌管接待各国贡使及其随员。广东怀远驿，规模庞大，有室二十间。广东市舶司命内臣提督。六年，为了接待西南诸国贡使，又在交阝止云屯(今越南广宁省锦普港)设市舶提举司。嘉靖元年()，因倭寇猖獗，罢去浙江、福建二司，惟存广东一司。不久亦被废止。直到三十九年，经淮扬巡抚唐顺之的请求，三司才得到恢复。四十四年，浙江一司以巡抚刘畿的请求，又罢。福建一司开而复废，至万历中始恢复。自此以后，终明之世，市舶司无大变动。

部曲

魏晋南北朝时指家兵、私兵，隋唐时期指介于奴婢与良人之间属于贱口的社会阶层。部曲在汉代本是军队编制的名称，大将军营有五部，部下有曲。联称泛指某人统率下的军队。新莽末农民大起义中，地方豪强曾以军事编制部勒所属的宗族、宾客、子弟等，组成武装力量。宾客的部曲化，在中国历史上这是首次出现。东汉时豪强地主的私人武装尚未采取常设的公开的形式。到了东汉末黄巾起义和其后的军阀混战时，许多苦于战乱的农民都去请求武装的世族大姓保护，而世族大姓为聚众自保或出师作战，也需要充实武装力量。于是按照新莽末豪强的作法，更多地采用军事封建制来部勒自己的宗族、宾客、佃客、门生、故吏。这样，部曲就再次大量地形成，成了世族大姓私人武装的常用代称。这种为豪门私属的私部曲在有的场合亦称为家兵。他们承袭了东汉以来私兵钓传统，作战时是部曲，平时是佃客，即且耕且战的武装耕作者。与此同时，原由政府军将统率的官部曲，也在不作战时进行屯垦。其后，将帅见有利可图，更广为招募部曲从事生产。乱世人无所归，部曲永随将帅，从属于主将私人所有的色彩也越来越浓。

部曲和佃客一样，虽多是由宾客转变而成，但两者又有区别。佃客一定和土地有联系，部曲却不一定与土地有联系。部曲作为士兵应该绝对服从所属军官的命令，作为私人的部曲就必须对主人效忠，主人对他也负有“保护”的责任。部曲必须完成主人所交给的任务，其中也包括从事农业劳动和其他劳役，但并非必须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的主要职责还是作战。部曲活跃的时候，通常是军事行动频繁的时候。魏晋以后，客的身分卑微化，部曲地位也随之卑微化，但并非所有称为部曲的都是私属，一些曾经在某人手下任将校的也称为某人的部曲。犹如“客”的地位虽然卑微，但魏晋南北朝时仍然有受到尊敬的“宾客”。

部曲的成为私属，源于他们多是由私人招募的家兵，而私属地位的合法化则是由于封建政权将军队分割给私人。孙吴实行世袭领兵制度，使将领与士兵建立世代的隶属关系。十六国时，成汉的李雄命令范长生的部曲不由国家调租，租税都交给范家，部曲的私属地位得到国家承认。但是国家也可以把私人部曲收归朝廷，人身依附关系还不确定。在南北朝前期，主人视部曲为贱口，但并未得到法律上的认可。

北周武帝建德六年()下令释放西魏平江陵(即灭梁元帝)及周齐对立期间掠得的战俘奴婢，“良人没为奴婢者并宣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旧主人犹须共居，听留为部曲及客女”。这条命令是迄今所见的第一件明确规定部曲为贱口身分的文件，即部曲是已释放而未离本主的奴婢，身分高于奴婢低于良人，这种身分在《唐律》中更有明确规定，显然是继承北周而来。他们有自己的私财，但没有独立户籍。如伤害主人，罪加一等。即使经过放免，对旧主人仍有主从名分。

这种作为贱口的部曲，已经与军事组织无关，而与土地却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部曲在隋初大约还同奴婢一样受田，隋炀帝时“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按照“未受地者皆不课”的原则，说明到那时才不受田，但部曲在主人家中可能还是农业劳动者。唐代法律规定，部曲、客女当色为婚，身分世袭。放免部曲、客女为良，要由家长给手书，长子以下连署，牒报官府，才能有效。这种贱口身分的部曲，虽然在法令上有明文规定，而史料上却很少反映，当是数量不多。吐鲁番文书中仅有少量文书反映它的存在。

客户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中的一类户口，与主户相对而言，泛指非土著的住户。它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或阶层，其中包括有地主、自耕农、城市小商贩、无业游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