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关当年就举行武科举考试，用以笼络汉族好勇斗狠之徒，以后一直与文科举考试同期，每三年举行。凡通过基层考试即获得武生资格（俗称武秀才），可以参加武乡试，另外绿营兵丁也可以报名参加乡试。通过乡试的武举人。以及绿营的千总、把总，通晓文义的可以直接参加会试。满族因有世职，开始时不得参加武科举考试，雍正年间开始允许满族人参加，以后时停时行，没有定制。会试及格后进入无淘汰的殿试，排出三甲名次，一甲三人，和文科举一样有状元、榜眼、探花之名。武乡、会试都分内、外三场。首场马射（步远靶子，发中），二场步射（步靶子，发中）、技勇（拉硬弓、舞大刀、掇重石），三场是内场，考策、论（首题用《论语》、《孟子》，次题用《孙子》、《吴子》、《司马法》）。清初明确，一甲进士授副将、参将、游击、都司，二、三甲进士授守备、署守备。以后武状元授一等侍卫，榜眼、探花授二等侍卫，二、三甲进士授三等及蓝翎侍卫，获得这些官衔后，再到兵部选实职官。

清朝每次乡试录取武举人名额，全国总计将近名，武会试名额—人不等，因此通过这一途径成为军官的人不少。据张仲礼《中国绅士》一书的统计，世纪末清朝军队中有将近％的军官是武科举出身。如鸦片战争中著名的“定海三总兵”之中，葛云飞是年的武进士，王锡朋是武举人出身。

和文状元很少成为宰相或著名权臣的情况相仿，武状元成为全军统帅或一代名将的情况也很少见。清代武状元中经历比较具有戏剧性的是马全。他是山西阳曲人，原来的名字是马琼，乾隆十七年（）考中一甲三名武进士（探花），以二等侍卫出为福建抚标右营游击。可这位武探花当官不久就因为和同僚争吵而被夺职，他就改名马全，寄籍在北京的大兴县。年再次参加武会试，居然又一次名列前茅。乾隆皇帝亲自主持殿试，见了马全很眼熟，说：“你不就是马琼吗？”马全赶紧叩头请罪，想不到乾隆皇帝爱才，居然钦点马全为武状元，授头等侍卫。两年后乾隆下江南，命令他代理江西南昌镇总兵，负责护驾警卫。马全这次尽心尽力，很讨乾隆皇帝喜欢，南巡结束就提升他为江苏苏松镇总兵，以后提升为江南提督，成为绿营最高级军官。年，乾隆皇帝发动征讨金川战役，又想起马全，特意将他调来为领队大臣，不料在木果木大营遭到夜袭时，马全殿后掩护，于夜战中战死。乾隆皇帝知道后很是惋惜，说：“提督马全乃国家出力有用之人，今力战死事，实堪轸惜！”

庙算

战争的最高指挥权毫无疑议一直是属于国君的。传说中国第一位世袭国君——开创夏朝的启，在刚当上国君后，就发兵征讨表示不服的有扈氏部落，在一个叫甘的地方举行会战时，启发布“甘誓”，宣称自己是代表上天实行讨伐。从此以后，历代国君、皇帝都沿袭夏启的口吻，把自己宣布为是惟一的手握战争权力的上天代表。

大约从商朝开始，战争的策划都习惯在国君祭祀祖先的祖庙大殿中进行，称之为“庙算”。《孙子兵法》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而况于无算乎！”也就是说在进行战争前出土的战国“杜虎符”先要在祖庙进行战争的推演，推演的结果是获胜的，实际获胜的可能性大，相反推演结果是失败的，实际获胜的可能性就小。庙算当然应该是国君主持的，但国君一个人是无法推演战争过程的，所以总得找些人来帮忙。这种参与战争策划和指挥的大臣，在春秋时是各国执政的卿大夫，到战国时就逐渐变成一些受到国君信任的职业官僚，包括了最高文官的相国和统称为“尉”的武官。

庙算后征发、组编、调动军队的权力也是属于国君的。大约从春秋末期开始，就出现了国君发兵专用的“虎符”。这是一种铸成卧虎形状青铜器具，可以分为左、右两片，左面的一片在任命军队指挥官时当场拆开交付执掌，右面一片保存在国君的宫中。当要发兵时，国君就派出使者执虎符的右片到军营传达命令，指挥官必须严格核对虎符确实为原件无误，然后执行调动出征的命令。这种虎符有的流传至今，比如秦国的“新虎符”，上面的铭文是：“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可见调动人以上的军事命令都必须由国王发布。除了虎符外，还有代表皇帝的“节”（尺长的竹竿，竿头装饰有牦牛尾巴）、由皇帝发布的书面军事征调命令“檄”（刻在尺寸长的木简上，紧急情况下插上羽毛，号“羽檄”）等调兵方式。

历史上有很多关于调兵虎符的传奇故事，最著名的就是战国时“窃符救赵”的故事：长平大战后，秦军连续三年进攻赵国，并威胁各国不得援救赵国，魏国国君已派出晋鄙率领的万援军，受到秦国威胁后赶紧命令晋鄙停驻观望。魏国公子、信陵君魏无忌的姐姐嫁给了赵国公子——平原君赵胜，为此屡次建议魏王出兵援救，魏王都不同意。公元前年魏无忌通过魏王的宠姬从魏王寝宫偷得虎符，带了勇士朱亥等一批门客，到魏军军营，杀死怀疑他使命的晋鄙，夺过指挥权，迅速进军，在邯郸城下大败秦军。另一个历史上有名的故事是西汉初年吕太后去世后，她的弟侄掌握政权，太尉周勃、丞相陈平准备发动政变消灭吕氏，可即使是最高武官周勃没有虎符也没有办法进入北军营垒、指挥调动北军，后来为皇帝保管符节的纪通投靠周勃，周勃才得以以代表皇帝的“节”为掩护，假称有皇帝命令进入北军营垒，夺取北军的指挥权。

这个办法一直沿用到后代。唐朝为了避祖先李虎之名，将虎符改为“鱼符”，改为以左半片留在朝廷，右半片交各地府兵指挥官执掌，而且由于朝廷机构的扩大，根据不同情况，左片有的是三片，有的是五片。不过到了年府兵制已瓦解，明确规定停止使用鱼符征调府兵。宋代只有在宋仁宗时曾一度规定使用“银牌”（上下两片，有密押图案）调兵。按照正常制度主要依靠书面命令，并且配合使用虎豹形铜符、鱼形木契作为调兵信物。《武经总要》明确规定发兵之类的机密事情必须有书面文件，在未核对文件和铜符、木契就发兵的，都要处死。在著名的南宋高宗以道“金牌”强迫命令岳飞回师的故事，实际上“金牌”本身并不是调兵信物，只是要求日行里传递中文件的标志。少数民族皇朝如辽朝沿用鱼符制度，金朝则有鹿符（中央调兵令牌）、虎符（地方军区调兵令牌）。元朝虽然有铜虎符，号为“虎头牌”，但主要已成为军官的地位的象征，并非令牌。明清军事调动主要依靠书面文件，以印信文件为主，虽然有“信牌”，但只是传递公文、表示官方身份的标志，并不是调兵令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