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积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赵匡胤在战略部署上，采用了“强干弱枝”和“内外相制”的方针（这是后人按自己的理解来概括的，并不一定准确地表达了赵匡胤的全部战略思想），以致削弱了边关的防御能力。并说这是历史事实，无法为赵匡胤洗脱。明人陈邦瞻的评论，就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说：赵匡胤“当时务强主势，矫枉过直，兵材尽聚京师，藩篱日削，故主势强而国事反弱矣，亦不可谓非其遗孽也”。姑不必从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角度来分析，仅就史实来看，似乎也值得商榷。首先，赵匡胤生前进行的战争是统一战争，指导统一战争的战略是进攻战略，而要在进攻作战中获得胜利，最主要的就是必须集中兵力，必须有一支精锐而强大的战略机动部队，控制在最高统帅手中，以便能掌握战机，不失时宜地发动进攻，以充分发挥进攻的突然性。其次，宋的首都在汴京，北部边防的主要屏障、燕云十六州及山西等地未收复前，汴京与威胁最大的强敌辽国之间，一片平原，毫无险阻可守，辽军骑兵，数日内即可挺进至黄河，而渡河就是汴京。即使从防御的观点来看，控制一支精锐而又强大的战略预备队于京师地区，也是必要的。赵匡胤的这一战略部署，似乎不宜只看到它“强干弱枝”、“内外相制”的对内一面，还应当从国际战备的一面来衡量其得失。

这样作是不是削弱了地方军呢？当然有所削弱。如所周知精与不精是相对而言，为了战略战术的需要，根据承担任务的不同，将精兵集中于野战主力部队，并不违反军事原则。何况赵匡胤本身，从未放弃对厢兵的训练，更未将其降为杂役军。一方面他规定厢兵召募，同样有相当严格的标准，一方面他还规定了各种淘汰老弱的制度。因而，后来厢兵丧失战斗力的责任，似不应由他来负。再从史实看，边关防御能力是否因之而削弱了呢？从赵匡胤登上帝位的建隆元年（），至赵匡胤去世的太平兴国元年（），辽军对宋边关州县共进行过八次规模较大的进攻行动，多时兵力达到六万。两次未交战，一次是辽军以六万之众与宋军三千作战，宋军坚守满城数日，最后安全突围而回。其次五次，在固安、辽州、阳曲、定州、易州均被宋军击败。由此可见，赵匡胤在世之年，边关的防御能力并不弱。

.认为“积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赵匡胤实行募兵制度，又推行“养兵”政策，以致成“冗兵”。首应肯定，“冗兵”确是宋代“积弱”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冗兵”的形成，也确与赵匡胤的“养兵”政策有关。但另一方面也应肯定：赵匡胤虽主张“养兵”，但并不主张“冗兵”，因为他一向是主张“精兵主义”的。他对军队规定有详密的淘汰制度，而且生前曾多次整顿军队，汰弱留强。在削平南方各割据政权的作战中，收容的降兵，不下百万，但在他最需要军队的北进前夕，全国兵力也不过三十七万八千人。因而，宋朝后来的兵愈多而战斗力愈低的状况，不应全由赵匡胤负责。

另外，还有将造成军队“积弱”原因之一的“将从中驭”，也认为是赵匡胤集权造成的。事实上赵匡胤命将出征时，虽然在临行前也作过一些指示，但绝无不信任将帅的表现，也无临战更换主帅的事件。所以王禹僻说他对“所用之将，专而不疑”有时他也给将领以阵图，对战争进行一定程度的遥控。但那是根据敌情，任务及自己丰富的作战经验、向部属下达作战预令或战术指示，是军事最高统帅的应尽之责。他本人从无箝制和剥夺前方将帅的指挥权力、以致贻误军机的战例，所以“将从中驭”的责任，也不应由他承担。

总之，任何一种军事制度，都包含有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因素。世界上不存在有绝对好或永远好的具体制度。同一制度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统治集团和不同的实施方法下，就会起不同的作用。即以募兵制来说，由于它的职业兵性质，从而存在着军队易于老化，士兵易于骄惰和后备力量不足等的缺陷。但它在战争急烈、频繁的年代里，如赵匡胤所处的年代里在统一战争中，就曾发挥过良好的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兵役、徭役的负担，对发展生产也起过一点积极作用。但在“养兵”的建军思想指导下，特别是在宋太宗赵光义转变国防战略思想之后，它消极的一面因素，就日趋上升了。对历史人物的要求，不能超出他所在的具体历史条件。赵匡胤面对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如何防止二百年来分裂割据、军阀混战局面的再现，因而，他在吸收前人经验、制定各项制度时，就难免侧重于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方面。责备他未能采取措施预防消极因素的上升，固然可以，但将后世决策人物未能根据面临的历史任务，对前人所定制度进行修正的责任，也归结于制度本身和赵匡胤身上，就不一定恰当了。

目录

一、历代军制

夏代军制

商代军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