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阐明格物致知的道理，原文佚失，仅存“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两句。前一句，程颢、程颐认为是衍文，朱熹认为后一句是结论，在它前面“别有阙文”。他根据二程的思想，通过补写发挥了格物致知的道理，认为人的知识是在认真研究外界事物中获取的，日积月累，最后融会贯通，达到知识的最高境界。朱熹所说的其实是人的知识的来源和积累，人在实践中观察、研究事物，获取知识，由已知到未知，循环往复，不断升华。物理无穷，认知过程也永远不会完结。如此日积月累地不断认识，最终可以达到知识渊博、触类旁通的境界。儒家认为为学之本在于格物致知，朱熹指出“进学在致知”，“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这种强调由已知到未知、功夫落到实处的治学方法，正如南宋著名理学家真德秀所说：“《大学》教人以格物致知，盖即物而理在焉，庶几学者有着实用功之地，而不至于驰心于虚无之境。”我们平时学习、工作都要从小事做起，积累经验，才会成功。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认为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

读史致用

曾国藩治学

曾国藩（1811～1872）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但也是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康乾盛世转向没落的转折时期，内有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外有西方列强虎视眈眈。他在家乡湖南拉起了湘军，力挽狂澜，为清王朝平定太平天国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封为一等侯爵，称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作为“同治中兴”的核心人物，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曾国藩不仅是晚清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学术上也造诣颇深。曾国藩一生能有如此大的成就，一方面是时势造英雄，另一方面也和他的读书治学有着莫大的关系。他指出：“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贵乎强有力也”。据史料记载，曾国藩少年时代就胸有大志，每日刻苦攻读，足不出户，曾经在一年之内将《二十三史》通读一遍，而且圈点甚多。考中进士后，他仍读书不辍，坚持每日清晨即起，习大字一百，然后温经读史，从不间断。

曾国藩拜清代著名理学大师唐鉴为师，他曾向唐鉴请教读书和修身的方法。唐鉴向来服膺程朱之学，因此唐鉴告诉曾国藩读书应以朱子为正宗，然后专攻一种经书，如能通一经，则其他经书皆可触类旁通，如此则可事半功倍。若急于求成，企图短时间内全都搞清楚，往往欲速则不达，结果连一种都不通，事倍功半。曾国藩按照唐鉴的教导，严格要求自己，若一书未完，绝不读其他书。而且每天都写读书心得，坚持静坐，以回忆当天所学，坚持创作诗文，学以致用。

曾国藩在治学观念上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在他看来，“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他主张经世致用，在治学上就是要把学问落到实处，不但要强调义理所在，更要追求“格物”、“诚意”的效果。另外，曾国藩也总结了一套自己的治学方法。第一，强调要专精一业，专攻一门学问，他说：“凡专一业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义。”一经若通，则其余自可触类旁通，互相印证。第二，他说：“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日专而已矣。”他坚持每日读、看、写、作，四者缺一不可。

评述

朱熹：此句之上别有阙文，此特其结语耳。右传之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此章旧本通下章，误在经文之下。闲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曰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