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关当年就举行武科举考试用以笼络汉族好勇斗狠之徒以后一直

清朝入关当年就举行武科举考试，用以笼络汉族好勇斗狠之徒，以后一直与文科举考试同期，每三年举行。凡通过基层考试即获得武生资格（俗称武秀才），可以参加武乡试，另外绿营兵丁也可以报名参加乡试。通过乡试的武举人。以及绿营的千总、把总，通晓文义的可以直接参加会试。满族因有世职，开始时不得参加武科举考试，雍正年间开始允许满族人参加，以后时停时行，没有定制。会试及格后进入无淘汰的殿试，排出三甲名次，一甲三人，和文科举一样有状元、榜眼、探花之名。武乡、会试都分内、外三场。首场马射（步远靶子，发中），二场步射（步靶子，发中）、技勇（拉硬弓、舞大刀、掇重石），三场是内场，考策、论（首题用《论语》、《孟子》，次题用《孙子》、《吴子》、《司马法》）。清初明确，一甲进士授副将、参将、游击、都司，二、三甲进士授守备、署守备。以后武状元授一等侍卫，榜眼、探花授二等侍卫，二、三甲进士授三等及蓝翎侍卫，获得这些官衔后，再到兵部选实职官。

清朝每次乡试录取武举人名额，全国总计将近名，武会试名额—人不等，因此通过这一途径成为军官的人不少。据张仲礼《中国绅士》一书的统计，世纪末清朝军队中有将近％的军官是武科举出身。如鸦片战争中著名的“定海三总兵”之中，葛云飞是年的武进士，王锡朋是武举人出身。

和文状元很少成为宰相或著名权臣的情况相仿，武状元成为全军统帅或一代名将的情况也很少见。清代武状元中经历比较具有戏剧性的是马全。他是山西阳曲人，原来的名字是马琼，乾隆十七年（）考中一甲三名武进士（探花），以二等侍卫出为福建抚标右营游击。可这位武探花当官不久就因为和同僚争吵而被夺职，他就改名马全，寄籍在北京的大兴县。年再次参加武会试，居然又一次名列前茅。乾隆皇帝亲自主持殿试，见了马全很眼熟，说：“你不就是马琼吗？”马全赶紧叩头请罪，想不到乾隆皇帝爱才，居然钦点马全为武状元，授头等侍卫。两年后乾隆下江南，命令他代理江西南昌镇总兵，负责护驾警卫。马全这次尽心尽力，很讨乾隆皇帝喜欢，南巡结束就提升他为江苏苏松镇总兵，以后提升为江南提督，成为绿营最高级军官。年，乾隆皇帝发动征讨金川战役，又想起马全，特意将他调来为领队大臣，不料在木果木大营遭到夜袭时，马全殿后掩护，于夜战中战死。乾隆皇帝知道后很是惋惜，说：“提督马全乃国家出力有用之人，今力战死事，实堪轸惜！”

庙算

战争的最高指挥权毫无疑议一直是属于国君的。传说中国第一位世袭国君——开创夏朝的启，在刚当上国君后，就发兵征讨表示不服的有扈氏部落，在一个叫甘的地方举行会战时，启发布“甘誓”，宣称自己是代表上天实行讨伐。从此以后，历代国君、皇帝都沿袭夏启的口吻，把自己宣布为是惟一的手握战争权力的上天代表。

大约从商朝开始，战争的策划都习惯在国君祭祀祖先的祖庙大殿中进行，称之为“庙算”。《孙子兵法》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而况于无算乎！”也就是说在进行战争前出土的战国“杜虎符”先要在祖庙进行战争的推演，推演的结果是获胜的，实际获胜的可能性大，相反推演结果是失败的，实际获胜的可能性就小。庙算当然应该是国君主持的，但国君一个人是无法推演战争过程的，所以总得找些人来帮忙。这种参与战争策划和指挥的大臣，在春秋时是各国执政的卿大夫，到战国时就逐渐变成一些受到国君信任的职业官僚，包括了最高文官的相国和统称为“尉”的武官。

庙算后征发、组编、调动军队的权力也是属于国君的。大约从春秋末期开始，就出现了国君发兵专用的“虎符”。这是一种铸成卧虎形状青铜器具，可以分为左、右两片，左面的一片在任命军队指挥官时当场拆开交付执掌，右面一片保存在国君的宫中。当要发兵时，国君就派出使者执虎符的右片到军营传达命令，指挥官必须严格核对虎符确实为原件无误，然后执行调动出征的命令。这种虎符有的流传至今，比如秦国的“新虎符”，上面的铭文是：“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可见调动人以上的军事命令都必须由国王发布。除了虎符外，还有代表皇帝的“节”（尺长的竹竿，竿头装饰有牦牛尾巴）、由皇帝发布的书面军事征调命令“檄”（刻在尺寸长的木简上，紧急情况下插上羽毛，号“羽檄”）等调兵方式。

历史上有很多关于调兵虎符的传奇故事，最著名的就是战国时“窃符救赵”的故事：长平大战后，秦军连续三年进攻赵国，并威胁各国不得援救赵国，魏国国君已派出晋鄙率领的万援军，受到秦国威胁后赶紧命令晋鄙停驻观望。魏国公子、信陵君魏无忌的姐姐嫁给了赵国公子——平原君赵胜，为此屡次建议魏王出兵援救，魏王都不同意。公元前年魏无忌通过魏王的宠姬从魏王寝宫偷得虎符，带了勇士朱亥等一批门客，到魏军军营，杀死怀疑他使命的晋鄙，夺过指挥权，迅速进军，在邯郸城下大败秦军。另一个历史上有名的故事是西汉初年吕太后去世后，她的弟侄掌握政权，太尉周勃、丞相陈平准备发动政变消灭吕氏，可即使是最高武官周勃没有虎符也没有办法进入北军营垒、指挥调动北军，后来为皇帝保管符节的纪通投靠周勃，周勃才得以以代表皇帝的“节”为掩护，假称有皇帝命令进入北军营垒，夺取北军的指挥权。

这个办法一直沿用到后代。唐朝为了避祖先李虎之名，将虎符改为“鱼符”，改为以左半片留在朝廷，右半片交各地府兵指挥官执掌，而且由于朝廷机构的扩大，根据不同情况，左片有的是三片，有的是五片。不过到了年府兵制已瓦解，明确规定停止使用鱼符征调府兵。宋代只有在宋仁宗时曾一度规定使用“银牌”（上下两片，有密押图案）调兵。按照正常制度主要依靠书面命令，并且配合使用虎豹形铜符、鱼形木契作为调兵信物。《武经总要》明确规定发兵之类的机密事情必须有书面文件，在未核对文件和铜符、木契就发兵的，都要处死。在著名的南宋高宗以道“金牌”强迫命令岳飞回师的故事，实际上“金牌”本身并不是调兵信物，只是要求日行里传递中文件的标志。少数民族皇朝如辽朝沿用鱼符制度，金朝则有鹿符（中央调兵令牌）、虎符（地方军区调兵令牌）。元朝虽然有铜虎符，号为“虎头牌”，但主要已成为军官的地位的象征，并非令牌。明清军事调动主要依靠书面文件，以印信文件为主，虽然有“信牌”，但只是传递公文、表示官方身份的标志，并不是调兵令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