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上有一个著名典故，“三武一宗法难”，说的就是中国历史上

佛教史上有一个著名典故，“三武一宗法难”，说的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四位帝王曾经无情地打击过佛教。三武是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一宗，指的就是周世宗柴荣。

三武反佛，主要是从政治角度考虑，这三位帝王都信奉道教，所以他们自然会排斥佛教。宇文邕和李炎行事还算温和，只拆寺庙不杀人，而拓跋焘非常干脆，把国内的和尚尼姑全都杀光了。

柴荣和佛教本无瓜葛，为什么他突然会把“改革屠刀”伸向佛教？原因很复杂，综合来说，佛教自东汉引入中国，在南北朝时就成了中国的主流宗教，进而利用自己的政治优势四处捞钱，圈点耕地，禁锢劳力，甚至用铜器建造佛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政府财政的困难。在柴荣当政时，周帝国境内竟然存在着三万三千零五十四座寺庙，后周有九十州，平均每州有寺庙三百多。寺庙多，必须占用大量耕地和大量劳力，而这些都是政府税收的来源。更要命的是，寺庙占有耕地和劳力，却不用向政治交税。柴荣当皇帝，那是要花钱的，没钱谁跟你玩？钱都让和尚们捞了去，不找和尚们要钱，让柴荣喝西北风？史称周朝“久不铸钱”，根本原因还是缺少铜料。

显德二年（955年）五月，柴荣终于对佛教举起了“屠刀”。

首先，柴荣削减了寺院的数量，只保留“敕额”的寺院，凡无“敕额”者皆取缔。敕额即朝廷官方颁赐的寺院匾额，这是官方承认的合法寺院。“退寺还耕”，收回这些寺院所圈占的耕地。不过柴荣取缔了无敕额的寺庙，但还允许这些寺庙的僧尼继续住在原寺庙里，这一点非常人性化，而不是一拆了之。经过整治后，周朝的寺院只剩下二千六百九十四座，僧尼六万一千二百人。

其次，禁止有敕额的寺院在没有得到官方许可的情况下私度僧民，与政府抢夺社会劳力。与此同时，政府规定凡是想出家的年轻人，必须得到直系亲属同意其出家的书面证明。得到同意之后，必须接受严格的佛教理论考试。当时规定，和尚“念得经文一百纸，或读得经文五百纸”才能出家，尼姑必须是“念得经文七十纸，或读得经文三百纸者”。凡是没有经过考试就出家的，政府一律不承认其僧尼地位。为防止有人混入寺院，政府在每座寺院都造花名册，政府一本，祠部（属礼部）留一本，每年四月都要进行检查。册上无名的僧尼，都要强行还俗。

再次，所有寺院在五十天期限内都必须交出政府不承认的铜铸佛像器物，由政府铸钱。当然这不是政府抢劫民间财富，而会用同等价值的物品交换，不会让僧人吃亏。但如果不交者，五斤以上就要杀头。

最后，政府还禁止和尚、尼姑们进行迷信的街头表演，如“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如“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柴荣向来反感这些封建迷信，一律禁止，其实这也是爱护僧尼的表现。

柴荣对佛教进行改革后，寺院逐渐回归其宗教性的本真，同时政府回收了大量土地、铜料和劳动力，在相当程度上增强了周朝的国力。

不过有些信奉佛教的大臣担心柴荣对佛不敬，会遭到佛祖现报。柴荣对大臣们说了一段非常真挚感人的话：“卿等勿以毁佛兴利，而有难色。夫佛圣人也。广其善道，以化人心，心能奉道，佛则不远。存其像也，非重佛之至也。行其道乃奉佛之深也。今兴利所以济人也。济人即佛道也。况闻大圣舍头目之喻。若朕身可济民亦将不惜也。”

柴荣心中有佛，亦有百姓，而不像有些帝王，心中只有他自己。司马光对柴荣的爱佛爱民善行大加称赞：“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

虽然佛教界有些观点认为柴荣不敬佛，所以最后遭到了报应，实际上不过是一些人对柴荣收回寺院特殊利益的不满发泄，不足为信。否则，梁武帝萧衍舍身为佛奴，对佛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又怎么会饿死于台城？

因为周世宗“毁”佛在历史上名声太大，柴荣对佛教的礼敬反而不太为人所熟知。柴荣伐北汉时，就在团柏谷的寺院里拜谒了佛像，并赐住持僧人紫衣。显德元年（954年）九月，柴荣将潜龙宫改建成皇家禅院。齐州（今山东济南）僧人义楚向柴荣进献了佛教书籍六帖三十卷，柴荣“览而嘉之”，赏赐义楚，将书籍付藏于史馆。显德四年（957年）十月，柴荣给京城汴梁新建的四座寺院题写匾额，赐名天清寺、显静寺、显宁寺以及圣寿寺。显德五年（958年）四月，柴荣从淮南前线回京，游览泗州普光王寺，赏赐给僧人帛绢。六月，柴荣从内府仓库中拿出衣服六百件、四十万钱，由僧人出面修建寺院。

世上岂有如此“毁”佛者？

英雄敌不过天意

——漫谈周世宗柴荣之土地、货币、工商业改革篇